1928年6月莫斯科召开中共六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不在国内召开代表大会，六大后时局混乱加上错误路线导致中共领导人在此期间频繁更迭，衍生出中共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时期。

对于当时到底是谁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众说纷纭，李立三、蔡和森、瞿秋白等等说法都有，那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六大的特点

1928年六七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其他全国党代表大会，特别是在此之前的几次全国党代会比起来，中共六大有着极其鲜明的特点。

六大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中唯一一次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召开的，这是它在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最不寻常的地方。

由于环境险恶，六大只能安排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小镇附近的乡间别墅里举行，为了代表们的安全，自报道之日起代表们不可以使用自己的姓名，会上发言要叫号，记录中也只标明了几号发言，没有具体人员名字。

领取物品，分配住处以及安排交通等行动都是用序号安排，此举足以说明当时国内国际环境的险恶。

举办会议时间非常仓促，提出到正式召开前后历时不到一年，地点也是3月份才确定下来，意味着参会人员4月份就得启程，用不到半年时间从中国远赴莫斯科，对当时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交通来说是极大的考验。

时间上的紧迫让六大代表来不及按照选举办法产生，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举出来，其余大多数代表是中央指定出来的。

当时过分重视工人成分，又因为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牺牲很多同志需要坚守在岗位上没办法去参加会议，所以很多都是从支部上找出来的代表，不管是革命经验还是知识阅历都比较欠缺。

联共和共产国际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根本就在于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太少。

遵循共产国际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以及唯成分论错误指导的结果，工人出身不太优秀的向忠发在六大上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布哈林和米夫一直鼓吹向忠发工人出身的优点，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

唯成分论的结果给当时脆弱的中共领导层带去致命打击，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成分占大多数，但总体素质水平没有第五届高。

其中有13人当选后从没有参与过中央集体决策和中央领导工作，占总人数的36.1%，后来在这些人里面9人出现叛变，占25%。

向忠发因为思想文化水平低，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过于片面，不顾总书记的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

被捕后没有坚守党性原则，没两下就叛变提供了大量党中央和各省军政组织负责人名单，周总理的秘密住所就因为他的叛变被敌人找到闯入。

坚持冒险主义的领导人

向忠发担任政治局主席期间，考虑到其个人水平能力比较差，没办法驾驭党的全部工作，所以最开始负责主持和处理中央工作的，是时任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的蔡和森。

蔡和森没有主持中央工作很久，六大前他处理的顺直省委一月改组会存在许多缺点，随着顺直省委中的矛盾再度突显，他本人受到很大影响早早下台。

1928年7月刘少奇主持第三次顺直省委改组，顺直省委提出要追究蔡和森在前两次改组过程中的极端民主化等严重错误，要求开除蔡和森政治局职务。

经过中央政治局的调查，发现蔡和森主导两次顺直省委改组后，顺直的党组织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化糟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政治上极端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主张同时存在于指导机关和同志的脑子里。

组织上表现为极端民主化，用金钱收买同志，闹经济问题，小资产阶级意气之争，派别的纠纷，在京津党部中闹得一塌糊涂，连群众工作都被放弃很多。

省委对下级党部丧失信仰，对外县缺少联系，保南还自立“保南省委”和顺直省委进行对抗。

对于这些错误在蔡和森提交的对于顺直问题书面报告中他都承认了，表示对该组会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责任全部承认并自愿接受任何处罚。

经过审理，中央政治局决定将蔡和森从政治局常委委员名单中剔除，他本人在此时也因气喘病复发被调到莫斯科负责国际代表团工作。

蔡和森走后没多久周总理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因为其威望、资历和能力在所有人中独树一帜，所以中央决定由周总理制定新的中央工作计划。

1930年3月周总理被要求到莫斯科汇报工作，中央主持工作交到李立三手里，他成为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人。

当时中原大地上正发生着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三家大战，战乱让许多省份的百姓遭到极大苦难，民怨沸腾。

李立三看到这情况后，认为革命时机已经在中国范围内形成，他制定了一份错误的革命计划，在武汉重新发动起义并阻止红军大规模向中心城市进攻，企图实现他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空想。

李立三完全陶醉在自己分析的全国革命大好形势中，可实际情况却是在他要求下红军发起的进攻不断遭受溃败。

红二军规模从原先的1.6万人减少到三千余人，红七军也减员三分之二六千多人的部队损失四千余人，原本势力最强大的红十军更是遭受一万七千左右的伤亡只剩三千多人。

由于是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白区中党和革命群众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仅仅三个月时间，就有11个省委被敌人破获，党员群众损失了7万多人。

比如上海地区原先有党员两千多人，经过暴动只剩下六百人左右。

而此时距离批判“左倾”盲动主义刚刚过去两年时间，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让党和红军力量受到重大损失。

1930年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撤销李立三政治局常委等职务，安排他去莫斯科接受审判，在那里李立三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直到1945年才回国。

错误路线让党损失惨重

截至1931年1月份六届四中全会之前，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在中央主持工作。

后来王明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因其背后有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支持，王明开始掌握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

王明作为共产国际忠实追随者，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候就跟米夫结识，并受到对方赏识，回国后更是在米夫的支持下执掌党的领导权四年之久。

米夫批评瞿秋白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他操控六届四中全会开除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

和米夫打配合的王明在会议召开期间，大量抄袭共产国际决议拼凑而成的《两条路线》小册子出版，成为他“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作和总纲领。

也是这本小册子让原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1月召开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位，这次会议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不顾客观事实过分夸大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

盲动、冒险改头换名重新出现在党的发展路线中，王明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经到新的尖锐阶段，中国已经具备直接革命的条件。

他还宣称已经到了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王明真的懂中国革命形势吗，他不懂，他照着书本里面的东西对中国革命进行判断，盲目策划各种“左倾”冒险主义政策。

王明在去苏联任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后，他和米夫指定博古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代表他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

博古积极执行王明的各种冒险政策，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

苏区丢失将近90%，在白区工作的党组织几乎损失100%，在苏联遥控的王明根本不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本质，低估武装斗争中根据地的重要性。

在这种“左倾”错误的指导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大溃败，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给中国革命带来灭顶之灾。

从张闻天过渡到毛主席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博古受到大家的批评，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跟周总理、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而在政治方面，张闻天接替博古的工作成为党的总负责人。

此后三年时间张闻天主持党的全面工作，毛主席主要负责军事方面，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打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毛主席凭借自己在党和军队中的威望，以及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成为实质性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不甘心大权旁落的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向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发起挑战，也向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发出挑战。

为了让共产国际真实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情况，党中央委派任弼时同志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递交书面报告，并对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进行口头汇报。

自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被彻底确定下来，共产国际也认可近一年来政治路线的发展是正确的，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主席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诚恳地提出应该推举毛主席为党中央总书记，毛主席经过全面考虑后婉拒对方的提议。

不过会议后张闻天还是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从张闻天的窑洞转移到杨家岭毛主席住所。

以后的日子里张闻天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毛主席处理党内大事，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里，排名顺序先毛主席后张闻天，毛主席成为党内实质的领导人及核心。

毛主席的政治地位从书面上确定下来，是1943年的事情，当时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政治局推选毛主席为中共中央主席，凡重大思想、政治、军事、政治和组织问题都需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主席、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张闻天坦然退出书记处，表现出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

中国共产党从六大开始经历比较混乱的一个时期，毛主席的出现让中国共产党照亮未来道路，确定未来的发展规划和路线。

毛主席的广阔胸怀在七大会议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把团结确定为党代会工作方针，七大选举比以往任何一次选举都要民主，体现了党内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

中国共产党在七大上修改党章，第一次规定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毛主席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和以往相比，党的七大选出比较成熟的一届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团结表现带动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从而使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向着胜利前进。

参考：

《博古与第三次“左\”倾错》彭学宝

《中共六大的特点及其国际影响》张纯

《历史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的故事》李颖

《党的六大至七大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李恩侠侯建华

《蔡和森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沉…省委改组事件后的多方角力》贾凯

《共产国际对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陆毅陈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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